吴敬琏中国学者

　　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84年以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改革》、《比较》杂志主编。曾在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青木昌彦日本学者

　　1962年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67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后陆续担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1997年至2001年任日本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2001年4月至2005年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青木昌彦曾获得1998年度国际熊彼得学会熊彼得奖，并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主持人语

　　6月间，《财经》杂志与日本最大的经济新闻杂志《日经商务》在北京联合主持了吴敬琏与青木昌彦的一次对话。

　　两位分别是具代表性的中国经济学家和日本经济学家。中国读者对于吴敬琏已经非常熟悉。青木昌彦则是备受尊重的日本经济学家，长年任教于世界一流学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非常活跃。学术取向上，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理论大家。他一方面重视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转型，提出了著名的“内部人控制”理论，另一方面，他特地在日本经济停滞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回到日本以亲身体会“另一种转型”。青木昌彦的论文与著作在90年代以后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

　　在此次对话中，吴敬琏与青木昌彦两位学者谈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范式变迁的挑战，谈中日经济合作的必然与必要性，谈中日两国专业人士应该为促成有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做何贡献。他们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不仅有经济学家的学术素养，更有学者的良心。

　　中国经济：旧模式与新模式

　　吴敬链：以目前中国经济的总量，继续沿用旧模式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但中国无法承受，恐怕世界也无法承受。问题出在哪里？我想还是在于制度。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无论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颇有变革，但至今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青木昌彦：法治要实现第三者执法，以国家权力来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合同的执行。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但如果政府“过强”也可能使公众利益受损。我认为取得平衡的关键是发挥法治的作用

　　青木昌彦：吴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今天能够与您讨论当前一些重要问题，我很高兴。记得我与吴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的京伦饭店会议上。当时在朱镕基副总理的领导下，与会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在财政改革、央行作用、商业银行改革、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虽然人均GDP还有很大的空间，但能源消耗占全球第二，贸易量占全球第三，中国已经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现在人们比较关注日中间的一些冲突，就这个问题，一会儿我想与吴教授谈一谈。但总之，我想谈的并不限于日中两个国家，而是在全球视野下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日本有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面临一个比较关键的改革转折时期。美国学者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到底应如何判断这些问题？现在中国国内官员、学者、舆论有不同看法。您有何见解？

　　吴敬琏：我同意这一判断，即在20多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实质是什么？它的要点在哪里？国内国际有一些讨论，但可能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完全讨论清楚。这也是我最近考虑的主要问题。

　　20多年的改革打破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市场力量在逐渐发挥作用，原来被闲置、被抑制的各种资源能够发挥其作用。中国有几亿训练有素的、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过去由于城乡分割而被禁锢，不能从事自主的经济活动。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如果劳动力本身不能被解放出来，也就无从谈起有效利用其他资源。打破计划经济首先体现在人能够作为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自主地发挥作用，各种自然资源自然会被更充分地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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