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我同意“政经分开”的这种说法。我对“政经分开”的理解是：不要把经济上的问题政治化。各国在经济关系上总会出现一些摩擦，哪怕在美国及其亲密盟国间也如此。把商务上的摩擦政治化并变成两国的政治问题于国无益。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又是有联系的。两国间如果在政治上有相互谅解，那么经济合作也将比较顺畅。总之，我们既不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也要加强经济合作的政治基础。

　　要加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首先遇到的就是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说过很多次要“往前看”。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历史，恐怕很难正确地对待未来。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是现在的日本国民）侵略中国的暴行，不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会忘记，下一代中国人也不会忘记。中日战争时我才十岁，在重庆躲空袭警报的记忆今日犹新，大轰炸两天伤亡数千人。如有人否认日本军队曾经犯下暴行，或声称对战犯的审判是不合法的，或声称“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亚洲人民，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非常反感。不过对于日本方面少数人的错误言行，我也主张要非常理性地对待。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屈辱的近代史酝酿了人民对于列强的强烈反感，加上政府长期无能，所以人民对于列强压迫的反应，经常不是理性抗争而是情绪宣泄，100年间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虽然1949年以后情况已经变化，但是这种民族情绪仍然“一点就着”。

　　当然，要解决这种问题，中国方面也需要对自己的民众进行教育，指出非理性的做法是不对的，是与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不相称的。两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知识界人士对此都负有责任，要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的同胞月前在反日游行中有过一些很不理性的行动。对此我曾在中国报刊上发表谈话，表示了对于发生在上海的诸如砸领事馆等非理性行为的批评。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从日本传来的某些消息也感到不可理解。这说明我们两国的有识之士需要做大量工作来加强两国间的交流，建立中日经济合作的基础。不理性的行为往往是因为无知。有些年青人砸玻璃，但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右翼言论代表多少日本民众。我对《人民日报》的记者讲，有许多日本朋友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希望中日友好，但街头激愤的年轻人对此可能一无所知。我们要通过各种专业人士的交流达至相互理解，并通过两国的专业人士把信息传递给大众。这样会有助于事情解决。我很同意青木教授刚才的观点。

　　青木昌彦：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认为发动战争的领导人为无罪者，在日本是少数。绝大部分日本国民是清楚历史的。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现在日本首相的做法受到中韩两国政府和民众的批判后，日本国内出现一种情绪，觉得日本政府不应听到别国的指责便改变行为，出现了一种逆反心理。我觉得，日本人必须将此事当成日本人自己的事情，认真反省一下当初日本为什么发动战争，为什么战争会扩大，为什么做了那些非人道的行径，要实实在在地总结制度性教训。有了这样的科学的反思，才会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认真考虑日本为世界和平到底应该做什么。

　　总而言之，听了吴敬琏教授对日中关系的观点，以及您对于两国加强交流的积极建议，我深受感动。我希望以此为方向，加深双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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