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
　　1961～1963年是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精简职工，女工人数也相应减少，从1960年的1008.7万减少到1963年的656.6万，在全体职工中女工比重并没有下降，依然保持在20％左右。
　　1966～1976年，我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由于以“革命”为中心，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倒退，城镇企业劳动力需求增长缓慢，吸纳消化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已经成熟且强有力的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依然可以不顾企业需求计划安置男女劳动力。理论宣传部门则把“包下来就业”和“妇女就业率提高”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堵住了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出路，不得不以“上山下乡”来消化1700万新增男女劳动力。1966～1976年，没发现有女性就业的资料，但以“文革”后的1977年数据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可以发现，12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女工比重从1965年的21.0％增长到了1977年的28.3％，增长了7.3个百分点，只是略低于过去12年（1953～1965年）所增长的9.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在工资分配上，我国逐步形成了一种相对平等的“大锅饭”式的工资分配制度。行业、年龄、工龄和学历相同的职工之间包括男女职工之间工资差别很小。
　　  （二）就业、工资“男女平等”的原因分析
　　根据上述历史可以认定，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以及在劳动参与和工资收入方面男女两性差距较小并不是因为我国劳动工具环境、劳动作业环境、作业制度环境、职业产业环境和人口生产环境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更适合于女性参与公共劳动，而是因为以下诸多原因。
　　在劳动参与方面，第一，实现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大量劳动力。新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以及建国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鼓励与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也就顺理成章。第二，统包统配劳动就业体制。服从于上述经济发展战略，为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国家采取了政企合一的做法，在城镇建立了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体制（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制），将新增男女劳动力全部包下来就业，由国家直接控制工资水平。这种体制一方面达到了输送廉价劳动力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使国家背上了对已就业的男女劳动力实行终身就业保障的包袱。由于统包统配和终身雇用，男女劳力无需竞争上岗，女性劳动就业率自然提高。第三，革命根据地“全民皆兵”的习惯做法以及仿效苏联。这种动员加组织安排，男女一样，一切服从革命需要的劳动力管理方法是当时我们执政党相对比较熟悉的方法，苏联的成功又使我们对这种劳动力管理方法充满信心。第四，对马克思妇女就业理论的错误理解。长期以来，我国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和众多研究者常常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语句来为动员妇女参加公共生产劳动作辩护，为中国女性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唱赞歌。其实，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从整篇文献而不是从个别语句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妇女大规模地参与公共生产劳动是有条件的，是和大工业的高度发展密切相关的。第五，浪漫主义激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是口号漫天飞舞、浪漫激情一浪高过一浪的时代，是把诸如“男女都一样”、“妇女半边天”、“不爱红装爱武装”等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诗句当作行动“最高指示”的时代。所以，不顾劳动环境和女性生理特点的“三八采矿队”、“三八突击队”、“铁姑娘战斗队”、“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班”等等在全国到处涌现，鼓舞着广大妇女无条件地参与生产劳动，与男子一争高低。
　　在工资分配方面，劳动者之间包括男女职工之间形成相对平等的工资也具有中国特殊的国情。首先，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基本前提。低工资才能广就业，在刚够满足基本生活的低工资条件下，劳动者之间工资收入不可能有太大的差距。其次，工资分配上实行“大锅饭”式的平均分配，男女平均分配被理解为“男女同工同酬”。再次，1958年大跃进期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相继对按劳分配中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对“物质刺激”的否定，使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负责人不能也不敢用工资的高低来调节劳动力配置，用工资的高低来刺激劳动效率。男女职工工资自然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对于中国女性就业和工资水平是由党和国家的力量来保证这一点是有共识的。全国妇联党组也认为：“在经济方面，中国是世界上通过政党和行政力量推动妇女就业、基本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少数国家之一”（注：《中国共产党推进妇女解放的八十年》，《人民日报》，2001年6月23日。）。
　　  三、经济转轨对妇女就业的影响
　　时过境迁，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要有所调整；计划经济积弊成难，我国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严重落后，经济体制转轨势在必行。由于当年错误的人口政策使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大大超过了劳动力的需求，由于统包统配产生的副作用使企业冗员重重，由于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剧增，中国就业矛盾突出。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与统包统配劳动制度的松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劳动力之间包括男女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在所难免，中国妇女就业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
　　  （一）城镇女性就业问题的先声——大邱庄“妇女回家”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从农村开始，市场经济对劳动妇女的冲击或者说对男女两性劳动分工模式的冲击也首先从农村开始。大邱庄“妇女回家”是一典型案例，曾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邱庄从单一种粮食的经济结构逐步转变为农、林、牧、副、渔、工、商七业并举的经济联合体，走上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道路。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大邱庄的多数男劳力由种田变为务工，而84％的以婚妇女却退出生产劳动岗位成为从事家庭副业和家务劳动的家庭妇女。据调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大邱庄95％以上的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其中有近百名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参加半日或全日劳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年妇女全部退出集体生产劳动岗位，至记者调查日止，4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的525名已婚妇女中，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仅有80余人，  占已婚妇女总数的16％（注：张娟、马文荣：《大邱庄‘妇女回家’的思考》，《中国妇女》，1988年第1期。）。  大邱庄“妇女回家”是对过去大规模动员女性参加公共生产劳动的逆反，是城镇女性就业问题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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