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2. 引入期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积极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中国的革命者，始终维持着“西学东渐”的局面，“向外国学习”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所以，虽然当时社会动荡，民生无计，但较为开明的学术思想为国外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传入提供了必要的头脑空间。此外，清朝末年，民族危机的上升使得民族主义逐渐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女子”在尽传统家庭责任的同时，还需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公民责任。这些，为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外国女性主义思潮初入中国之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扫荡封建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暗流汹涌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不少新鲜空气。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主义”，经由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其中就有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女性主义思想。它好比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块，落入古井水中，激起圈圈涟漪。在它直接影响下，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塑造了许多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
     从当时妇女报刊的兴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新思想呼应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是我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它以“开女智、开民风”为宗旨，前后出版了近三年半，共1216期。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1月，该报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影响较大。这一时期，中国妇女报刊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范围也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妇女解放的启蒙、妇女解放的实行、妇女问题的探讨、妇女生活的指导、妇女状况的调查与描绘、世界妇女的报道与介绍，以及妇女文学的表现等。” [5]
     从1905年《北京女报》创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妇女报刊一直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就有110种之多。虽然，这些妇女报刊涛生涛灭，存在的时间一般都较短[6]，但它们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时所激起的女性热情。

     3. 畸变期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在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就开始了特殊的“本土化”的变异，很长一段时期，女性主义沿着一种抹煞性别的“中性化”方向畸形发展，偏离了它的初衷。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并不是由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而是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它是由整个中国的社会运动带来的。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斗争的对立面不是强大的男女不平等的男性政治、经济、文化霸权，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全体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因此，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并不是中国妇女自己，而是她们的性别对立者——男性。中国近现代的女性解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男人摆脱封建桎梏而寻求解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中国女性则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受惠者”。与其说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如说是男人们的解放妇女运动，或是女性借助于进步男性的力量为处于弱势群体的自己呐喊一番而已。“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妇女解放成为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议题，中国革命未能打破妇女受压迫的根基，从而也未能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 [7]
     这一时期，男性是女性主义思潮的主要领军人物。比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也在为全体女性同胞的解放而努力。当时在解放区以“婚姻自由”为标志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家庭口号就给千万妇女带来崭新的命运。但是，当男性领导者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时候，女性自然以这些领导人为楷模，以男性倡导的思想武装自己。在不知不觉间，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尺度来测度自身的解放程度。这样就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初衷相背离，女性的主体意识还是没有被激活。此外，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女性也没有时间去认真反思，在她们取得“男女平等”的同时，实际上忽略了女性自身特殊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将“男女平等”写入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但是几十年“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掩蔽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女性新闻人物也大多是一些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铁姑娘”、“女强人”。
     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而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中则又更多地强调妇女的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法律法规里种种对女性的特别“点名”，将妇女与儿童并列为受保护的对象，无形中又加深了女性作为弱者的印象。

     4. 发展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与世界重新接轨，加入到全球化格局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 [8]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话语权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可能与男性相比十分有限，而传媒对妇女的形象表现和传播几乎一直处于误导状态。同时，妇女经由政策和法律所得到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又在逐步失去。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社会上，包括妇女自身，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将前者理解为“向男看齐”，将后者片面地等同于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担任公职，等等。此类观点的产生源于政府常年实行的以男子的状况为基准的对妇女加以保护的政策，它所导致的妇女自立能力差、依赖性强、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薄弱等问题在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放松的情况下逐渐暴露。
     当代中国女性不容乐观的生存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随着国门再次渐渐打开，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女性主义思想很快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此时，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的高潮已近尾声，但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声音日趋洪亮，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业已显露无疑。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两性平等”也走出沉重的政治意义，女性的生存状况就像女性时装一样，摆脱了千篇一律的“蓝蚂蚁”（Blue Ants）。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一样，中国国内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许多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如杭州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等等，女性主义思想也与其他许多学科相融合，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女性主义”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简单的模拟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的流变过程：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来自西方，因而许多研究的理论依据出自西方学者；但与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其他思想一样，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百年的起伏过程里，也被烙上了明显的“中国印”。
     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作为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思想而存在的，加之中国缺乏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文化背景，又造成了今天的这样一种悖论：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携带着妇女浮出历史的地表，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未深入人心。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妇女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长期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使不少妇女自然形成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茫然和抗拒，相当多的妇女至今仍未明白从性别的角度接受解放意味着什么，而一个对于自身解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理准备的群体来说是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来的。




     第二节声色喧哗中的智者反思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接

     “既然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已经使女性赢得了几乎所有的正式公民平等权，此时所凸显出来的对立就是，依照男性形象塑造而成的平等与女性作为女性所应有的真正社会地位之间的对立。”
     ——卡洛尔•佩特曼（198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日趋成熟，进入到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多元化发展时代。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女性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导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性别与传播”话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早是在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minorities）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盖尔·塔什曼与他人合作出版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出版，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该论文集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二是媒介中工作的女性。从这本书开始，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形象问题开始被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时至今日，尽管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仍是有关“性别与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女性主义观点却已应用到媒介研究的广泛领域之中，与传播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媒介消费现象分析、传者与受众研究等思想与方法相互激荡。
    一、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两种批判视域
     目前，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视域：一种秉承女性主义的传统批判路线，认为当今媒介中尽管充斥着各类各色的女性形象，但它们并未展示出真实的女性生活，男权话语主导下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充满了忽视、偏见和歪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闻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表象，但它所掩盖的却是更加隐蔽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这两种观点视角不同，却都反映出性别话语权力的争夺与重新分配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和重要领域。

     1. 新闻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批判
     女性主义鲜明地表现出它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stereotype）的批判态度。在塔什曼编著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一书中，就对“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的议题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这就是早期的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它发展至今，成为女性主义最为通行的一种研究视角，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之中。
     比较常见的包括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媒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肥皂剧（电视连续剧）及MTV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等。实际上，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它较多的采用了文学批评中典型形象分析的方法，从性别权力的结构观点出发，对大众传媒中所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归纳，从中观照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构成这种文本的内在机制。

     2. 传媒“女性化”趋势的研究
     约翰•哈里特在《从权力到识别：大众新闻与后现代性》中就认为“女性化”是后现代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之一[9]。例如，1997年黛安娜王妃罹难事件亦使《泰晤士报》改变了传统的“硬新闻头版”，采用“女性化、性化和个人化”的头版；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中以女性人物及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内容比例从七十年代的2.9％上升到2002年的11％[10]。
     表面上看，在“传媒女性化”趋势之下，女性人物和女性话题在媒介报道中频繁出现，占尽风头，甚至整个社会的审美习惯都随之“阴柔化”起来，但进入到社会文化层面分析，在西方新闻报道中出现最多的女性基本是“刑事案件和灾难性的受害者、某位重要男性的亲属、娱乐界或体育界的明星”，这三类女性的定位都是以男性为坐标，处处体现出男性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这种“女性化”的真相“实际上是女性在媒介中被边缘化和私人化，并在男性视域里受到更大的文化贬抑” [11]。

     二、女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传播学在中国逐渐兴起，传媒以其独特的渗透力和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现实性渐渐成为观照中国社会的一个万花筒，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随之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之一。与西方相比较，我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妇女解放”的口号早已存在，但“女性主义”一词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却是姗姗来迟，最早见于1981年《世界文学》第四期中朱红的文章《<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属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跨学科多元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媒介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取代政治文化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不争的事实。“大众文化远离意识形态，摒弃‘严肃’、‘神圣’、‘深刻’等累人的意义，消解价值、消解意义，追逐平面化、零散化和享乐化，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特性，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从计划经济年代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也缓解了他们身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压力，因而它倍受人们青睐。于是，以娱乐性、商业性、消费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流行就成为顺应潮流的事。” [12]在大众文化良莠不齐的阵营中，传媒往往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一种文化规范，并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认同。同时，现代工业社会中，性别形象的建构有赖于大众传播，传媒往往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一种文化规范，因为只有反映这种文化规范，传媒才能与受众交流，并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也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因而，女性主义思潮便很自然的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开始自觉反思传媒领域内的女性问题。
     这样一来，由于都具有关注现实生活、富于批判色彩的特性，二者在相互碰撞中擦出思想火花，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对接。同时，无论是女性主义思潮还是新闻传播学理论，都处于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演变过程之中，本文从这样的时代与学科背景出发，基于历史的纵向梳理，对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解析，以期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第二章充满悬念的实证研究
     ——有关“女性与传媒”的文章的量化分析及初步结果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有关中国女性议题研究兴起的契机。从那时以来，中国大陆关于女性问题研究的文章和书籍日渐增多，九十年代末期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更是促进了对传媒与女性的关系的深入探讨。
     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选取 1994年以来我国大陆关于传媒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116篇，并以此为样本，进行抽样量化，试图在文本量化的基础之上，把握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现状，并从社会文化分析的角度入手，分析其特点、成因与存在的不足。


     第一节量化分析的具体操作及初步数据

     整个样本抽样与量化分析的过程，充满了让人期待的悬念。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这个新兴的课题无疑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但是这一研究在中国进行到何种程度，研究者所关心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有无特点，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将在实证分析中或多或少的得到解答。

     【抽样分析的设计与操作】
     1. 研究目的
     （1）描述和反映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媒研究中女性主义思潮的状况，总结其发展的格局与特点；
     （2）分析和解释形成特点的因素，探究这一理论研究现状所反映出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
     （3）进行共时与历时的比较，反映中国大陆传媒研究中女性主义思潮变迁和与当代西方传媒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异同。
2、抽样范围和量化指标
     （1）确定进行量化的文本
     量化分析时，本文将“当代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文本分析范围定为：1994年以来，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按照以下步骤检索得到的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检索步骤如下：
     （进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第一步——以“篇名”为检索项，以“女性”为检索词，选定时间为1994-2003，按照日期排序，选定中英文扩展，设置查询范围为“文史哲辑专栏目录、经济政治与法律辑专栏目录、教育与社会科学辑专栏目录”确定，进行检索，获得第一次检索结果，共有文章6377篇。

     第二步——在第一次检索（6377篇文章）范围内以“关键词”为检索项，分别输入与新闻传播研究范畴相关的主要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结果如下表：
     关键词新闻传播传媒/媒介报纸/杂志/报刊网络广告广播电视*
     文章篇数 11 31 23 28 24 40 0 29
     小计 186
     〖注〗* 在影视文本中，本文统计时仅涉及有关“电视”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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