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首先，在传媒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社会成员不断接受并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这些信息却无法得到及时的处理，如此超负荷的信息填塞同时也导致对信息膨胀所产生的焦虑。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间的交谈，同时，媒介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人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是一个由"超真实"的媒介符号建构而成的"模拟"组合的世界。这样，在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合力之下，“身体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错位，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精神游戏性，成为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中心。” [50]因而，“身体”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对象，期望从中满足自身的欲望，填补因内省和交流缺乏所造成的空虚。
     同时，“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会不幸地充当着“被看”的一方：女性群体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她们无法摆脱男性注视的目光。
     赵彦在《对大众传媒中女性文化与女性观的透视》一文中举出例证：“有资料证明，通过科学手段调查的1197个电视广告（除无声广告以外），在517个女性角色中，87％是年轻漂亮的女性，7.4％是少年儿童，1.5％是中年妇女，3.7％是老年妇女，其余0.4％是混和年龄的妇女。年轻女性在女性角色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年轻男性在男性角色中所占的比例（61.4％）。” [51]
     传媒中女性角色年龄呈现中间大的趋势说明年轻漂亮的女性对受众具有独特的“魔力”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很难抵制“看”的诱惑，从而带着观赏的心态看待媒介中几乎无处不在的“漂亮女人”。而那些经过刻意包装过的女性形象与其说是“美女”，不如说是以身体为媒介的欲望符号。
     可见，当代社会对“身体”认识的觉醒，一方面标志着社会个体对自身主体性的重视；另一方面，对身体的运用和对形象的塑造，也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隐蔽的权力压迫。媒介为了迎合大众的这种审美需求，也就不遗余力的加大“投放”的力度。媒介与受众相互作用之下，双方都普遍接受了被扭曲的女性形象。

     第二，媒介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将“消费娱乐”转化成为满足身体欲望的主要手段。
     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大众文化的特点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快乐原则与物质享受结合起来, 同化了现实原则。它被结合到了厨房、咖啡馆、商场:它为工作提供松弛与快乐，在“快乐”原则驱使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加剧了人类本能的放纵，社会成员普遍倾向享乐主义。人们沉浸于物质享乐中,接纳了这种文化,传媒中的女性形象也随之被物化成为一种物质享乐的符号。
     在消费欲望和享乐主义的双重鼓动下，大众文化创造了这样或那样的女性形象,虽然这些女性形象与既定现实原则不可调和,但作为文化典型形象,它们就变得可以容忍。因此媒介（尤其是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即使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却仍然映照出大众文化在当今时代的生活现实中的典型镜像。
     此外，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转型必然影响甚至决定媒介的发展。虽然迄今为止我国媒介基本上仍然受政府控制，但媒介作为在经济上自主经营的单位实体已是不争的事实。“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当代中国媒体，其产品生产和销售同样执行着经济学中的“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和通用法则，即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哪些商品投入小产出大，就着力经营哪些商品（新闻）。
     按照美国人斯梅塞的观点，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受众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卖方），而广告商则是买主。这样，新闻及其他信息实际上是一种连结受众和广告商的“媒介”，诱使受众全神贯注地参与到传播活动中来，成为广告商所支持的媒介公司的社会化背影。[52]
     面对当前来势汹涌的市场化浪潮，无论是操作方式、运营模式还是编辑方针等，我国媒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市场经济中，媒介成为制造并销售文化产品的工具，为了能大量获取资本,即必须刺激受众的消费欲望，而根本的刺激方法便是“制造欲望”给受众，让受众觉得进行某种消费是必须的、理所当然的。
     为了迎合受众消费娱乐的欲求，媒介将作为“享乐文化”典型符号的女性形象极尽所能的进行夸饰。对于与女性有关的信息，媒介传播在文本上更多地提供那些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的，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报道；在形式上则更多地倾向于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图片，营造令人兴奋而又眩晕的视听时空。
     实际上，媒介对受众“制造欲望”改变的不是受众的肉体结构，而是其对物品、消费行为的意识形态，通过这一途径，媒介成功的将“消费娱乐”转化成为满足身体欲望的主要手段。追求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和人的权利，这一点勿庸置疑；但是，以消费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媒介传播，从满足男性的感官需要出发来界定女性美，仅仅把妇女当作审美对象或消费对象，潜在地将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具体到消费选择上来——它通过提供以“浪漫的个人主义”为基调的意识形态，这种“浪漫的个人主义”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浪漫、个人问题、流行音乐等消费活动上，并将个人“主体”与群体分隔开来。
     消费欲望和享乐主义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分隔大大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信息的批判能力，为了吸引消费，它对这种“美”进行利用和复制，从而也否定了女性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和全面感受，限定了妇女的发展。

     第三，社会文化塑造了个体的性别意识，但在媒介文化中，女性自身的主客体关系遭到扭曲，因而很容易被性别成见所俘获。
     前文的分析回答了两个问题，即“受众为什么要看”和“为什么选择女性作为观看的对象”，那么，女性为什么会甘于这种被看的地位，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对个体成员性别意识的塑造入手来回答这一问题。
     性别意识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关于性别本质的认识，它强调一个人的性别观念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反应中形成的，是后天受外界影响形成的，即一个人的性别意识是一种文化规范的结果。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因为覆盖面广、信息传递迅速而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文化的教导性决定传媒所表达的文化规范和价值理念，对受众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建构女性形象的过程中, 媒介不同程度地带有对社会性别的预设和假想。传者如何对主题进行选择性陈述、如何表述其性别意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受众会根据传媒所构建的性别意义、模式和特征来进行自我塑造和性别意识的定位。
     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劳拉·穆尔维从性别意识的形成这一角度，将“被看的女人”一说进行了发挥,她认为男性主体是媒介文本的观者,而女性则是被观看的客体。其中，包含着三重意义的“看”:即男导演、男主角、男观众。需要解释的是,由于女性观众的审美经验基本已被男性社会所长期驯化,并主动地向男权投靠和认同,因此女性逐渐失去了她们自觉的女性意识，雄变为“男性观众”。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显然，大众传媒中被异化的女性形象是为迎合男性口味和欣赏习惯及心理需求而设计的，女性在其中明显被置于对象位置，即主体被客体化了。这一主客体关系扭曲的直接结果便是一系列“性别成见”的产生。
     在一些大众媒介中,女性常以一种边缘角色的形象出现,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害人者,受众看到的或听到的也大多是女性受伤的泪水和悔恨的叹息以及记者为之所表达的并不由衷的同情和惋惜。美国特拉华大学传播学教授辛格诺瑞丽（Nancy Signorielli）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媒体对性别身份的影响，在于媒体提供了压倒性的信息表明女性更关注约会和罗曼史,而男性更关注职业。在电视剧中男性处于工作状态的比例为41%,而女性为28%；电影中男性达到60%,女性则为35%。在电视中讨论罗曼史的女性占63%,男性为49%；而电影中女性65%,男性38%。尤其在电影中,也包括电视和伴随的广告中,女性的外表被频繁地评论,在电影中有58%的女性角色被评论到她们的长相,在电视中有28%,广告中为26%。[53]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的负责人孙秋萍也曾指出,目前媒介对妇女的报道存在着边缘化、报摊化和泡沫化的现象。
     当今中国媒介动辄以醒目的标题和大量篇幅，过多过滥介绍各种消费时尚，无疑是对“女性客体化”的推波助澜。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男人因才能获得赏识，女人因美丽而拥有魅力。这样的性别成见等于告诉女性：美在女性那里是有价商品，它可以为女性带来青睐和财富。可以说，这种女性性别有价观念经由传媒的广泛传播，给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带来一种生存压力和误导：一方面，面对传媒不断推出的难以企及的美的形象，女性总有对自我形象关注和对比的心理压力。这种总被审视的客体地位，不利于女性对自我主体价值的认识和开发；另一方面，女性被传媒不断推出的美是女人资本的故事所诱惑，认为美是女性生存的最大价值和追求，从而在自我价值认定上崇尚唯美主义，影响女性对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参与的投入，无形中强化了女性在审美活动中的被观赏性和从属地位、女性在追求美丽中的易操纵性，美丽即可获得幸福等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就业、婚姻、社会生活领域中，对女性年龄和形体的歧视。
     由此可见，渗透于文化各领域的各种意识形态帮助了各种机构塑造了社会个体的性别意识，并再生产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利用隐性或显性的性别成见重塑了女性的“主体性”，从而使她们自愿接受了妻子、母亲的性别角色，甘愿处于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从而接受那些看来与她们的社会利益不相一致的观念。正是在这种“被看”的女性形象的表现过程中,媒介复制了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父权制权力结构。



     第二节游离在颠覆与重构之间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困境女性研究在学术界发展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困难，而一些女性学者工作的重点正是研究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或是迂回于这些障碍，同时它还要顶住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压力，这需要女性主义学者们的努力与协作，还需要时间、耐力、良好的道德观与才干。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

     目前，伴随着妇女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入，妇女研究也不断向纵深发展，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进入主流学科。而在我国，妇女研究进入主流学术殿堂的路还相当遥远，这一方面与整个社会尚未摆脱“男性本位”的文化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不能不使人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认真的反思并加以纠正。
     中国大陆关于女性与传媒的研究始于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在1994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香港居民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评价》的研究报告，这是第一份出现在中国大陆传播学学术刊物上的具有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的关于媒介与妇女的研究报告。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新闻与传播研究》副主编孙五先女士组织了9篇关于媒介与妇女的论文、研究报告，发表于当年刊物的第二期，形成了传播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同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第四期又推出6篇关于研究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新闻报道的文章。
     1997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一项重要课题“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由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伯红女士任课题组长。主要研究项目包括电视广告、《女友》杂志、主流报纸、京剧、电视剧、中小学课本、非主流小报、杂志封面、电影等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1997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由全国妇联刘伯红、新闻研究所卜卫共同完成的《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这是关于中国媒介与妇女研究的第一篇力作，同时也开始将这一研究课题带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视域范围。
     1998年《妇女研究论丛》第１期开展了由胡传荣发起的有关我国妇女研究现状与前景的讨论中，某些学者提出了妇女研究“调门越来越高,圈子越来越小”的看法。对于这种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但时至今日，女性主义仍以“后现代”身份出现的边缘课题，即使是在热点频仍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传媒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距离显学地位也还处于“穿过黑夜的漫长旅程”。

     一、全球与本土的矛盾——从现实文化语境来看
     任何西方的理论一经介绍到中国，就开始了其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历程，任何异己的话语最终要么变为我们自己的话语，要么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弭。往往，“在接触某种新话语之初，人们是被动的、受话语操纵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操纵和篡改话语，先是教条主义，而后是修正主义” [54]。
     如本文第一章第一节所述，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也必须解决一个外来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这既是赛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结果，也是我们自身语言与生存处境的变迁，因而不能也不必局限于西方学者的分析与阐释，而应将“女性主义”置于“中国本土的语言生存中加以探索” [55]。
     在受传统文化影响极为深刻的中国社会之中，性别压迫呈现出一种隐性性状，简单地用单一的“压迫－解放”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妇女的处境与反应是不全面的。而在视家庭成员为家长私有财产的西方文化中,男女两性对峙的不合作的状态,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抗是显性的。加之五四运动至今的“妇女解放”运动，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出现所谓的“阴阳大裂变”，“女权”已经凌驾于“男权”之上，再提倡妇女权利已经过时。
     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活动都是显示社会生活的反映。面临同样的时代语境，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也无法躲避这样的尴尬：
     一方面，中国具有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媒介现实，但却移植了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并用于分析中国新闻传播中的女性问题，这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嫁接的痕迹。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常常以西方主流社会女权为参照点,不仅使其在解释与之在社会文化方面具有很大差异的中国的现实时勉为其难,而且令研究呈现出脱离社会宏观环境、缺乏深层次开掘的不良特征。
     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话语的多元与一元矛盾给中国的大众文化增添了斑驳的色彩，女性传媒研究者既希望走多学科相结合的本土化研究道路，以赢得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阵营，又需要集合世界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力量，形成统一的“她者声音”，与传统的男性话语媒介相抗衡。
     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调和历史与现实、借鉴与创新，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正苦于两重困境之中腾挪跌宕，尚未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因此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不约而同的回避了广阔的社会语境，而从对传媒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的内容分析中窥豹一斑。但是，同社会宏观环境的脱节使得女性主义研究的许多问题只能停留在表面化的描述而无法给出深层次的解释, 仅仅停留在就妇女论妇女的研究阶段,而对妇女发展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包括对我国诸多妇女问题产生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没有进行理论上的深入研讨，也令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难以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并有效地面对现实的挑战。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传媒中女性研究的影响来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女性作家开始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创作，其文本的共同特征是：描写躯体，以身体写作的方式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用镜像世界进行自我观照和自我体认，在“同性恋”的高潮体验中虚化男人。2002年8月由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研究”研讨会，经过调研和征集，给定了一系列议题，其中比较醒目的是“为什么女性主义在中国学术界不被广泛接受”；有意思的是，这一议题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
     首先，文学对新闻传播学有着天然的影响力，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现有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以及由此产生的“性别依赖”，使其在理论上容易陷入自我矛盾与冲突：女性要成为“抗拒的读者”，在自我暴露后同样被置于“被看”的境地，在自恋狂欢后不可避免的由“天使”变成了“疯妇”；在很多时候，女性主义者矫枉过正，不是要求成为与男性平等的另一半，而是取代男性甚至超越男性成为对另一半的统治者，从而偏离了对人性的关照。理论上的激进实旨在贯彻中要求以一种女性一元论取代另一种男性一元论，而不是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两性之间平等与合作，这一自身矛盾经常成为女性主义被攻击的致命弱点。
     其次，当今中国文坛上一些所谓的“女性写作”在相当程度上悖离了女性主义的初衷，堕化为吸引看客的情色写作,甚至有些标榜“以性别为抗争”的作品实际上沦为了“用性别作卖点”的纯“身体”写作。2003年6月19日起，广州某杂志的一位女编辑以“木子美”的笔名在“博客中文站”开辟了一个网上空间，发表名为《遗情书》的私人日记，记述其与不同男性之间的性爱经历。如此偏激的“抗拒的读者”不免引起读者的抗拒，更加剧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女性主义的误解与排斥。上述“创作思路”蔓延到媒介作品中，无形中对媒介产品制作者产生影响，助长了媒介对于女性的歧视。
     此外，女性形象分析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随机翻阅了12篇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论述文章，有10篇都是以女性形象分析为基础而展开的。文学批评的方法同样影响了女性传媒研究：本文第二章量化分析的116篇样本文章中，大多数都涉及到了媒介（特别是广告）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这一事实说明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并未脱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过于倚重文本分析的藩篱。研究方法的单一使得目前的女性主义研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缺乏振奋人心的创新点和宽广的视域，这也是研究难以深入与扩展的硬伤之一。
     三、从方法论角度来看
     一门学科要想形成体系，方法论的研究必不可少。目前西方女性学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七种：深度访谈、田野工作（又称人种志或参与性观察）、调查研究、试验研究、跨文化研究、内容分析以及个案研究等。女性学者舒拉米特·雷恩哈茨(Shulamit Reinharz)认为“女性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视角”，“常常将作为人的研究者包含在研究过程当中”，“努力再现人类的多样性” [56]。
     以此为坐标我们不难推导出以下观点：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它强调从女性的自我经验出发,强调研究者作为主体的介入以及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虽然着眼于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但它是一种为了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社会而不仅仅是关于女性的研究。
     人类学家阿德纳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作了形象说明:“男性范围和女性范围恰似相交的两个圆,它们有各自独立的部分(男女各自拥有的),同时,又有重叠的部分(男女共同)。” [57]男女不可能完全对立,但差异总是存在。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传播各个层面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揭示女性所处的困境，昭示提高女性地位、赋予女性自主权的途径和方法。
     但是在方法论上，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还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视角的单一：大多数研究者偏重于吸收西方女权主义对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与男权社会整体二者间利益相左这一观点，将“社会性别”(gender)理论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之中，强调二者各自拥有的独立的部分，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共性，即阿德纳所说的“重叠的部分”。其实，男性自身也是男权制度和文化的受害者，我们没有理由把文化和制度的性别后果都归咎于男性，这些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常年不散也跟许多女性持守着传统角色或者从传统的性别规范要求男性有一定的关系。
     虽然研究者都承认男女两性的和谐是多元化的基础，但在研究实践中又习惯性的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对立起来，这样背离初衷的“性别二元对立”思想直接导致了“重解构、轻建构”的单一批判视角，因而其论述常常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反而破坏了女性主义最根本的多元化原则；同时，由西方女性主义引入的论争式的、尖锐的批判话语，与中国知识界传统的中庸、阴柔的学术话语习惯也发生了冲突，这也是女性主义尚未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广泛接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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