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项被延误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工作，终于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结出了一个丰硕的果实，那就是徐连达、朱子彦两位先生新近推出的55万字的《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皇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第一，自1911年清代宣统皇帝逊位，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宣告灭亡，迄今已八十多年。即使从1945年由溥仪作傀儡皇帝的满洲国被摧毁算起，时光也已逝去五十余年。然而这么些年来，对于曾在中国延续了二千余年、并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留下巨大影响的皇帝制度，却一直没有一本详明、系统的研究或介绍的著作。这与“皇帝”之名妇孺皆知的中国国情，显然极不相称。《皇帝》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了却了中国学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个缺憾。
    第二，自然，有关皇帝的论述，在1911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少见。可是，正如《皇帝》的作者所指出的，它们大多停留在历史的表象上，即着重对帝王的予取予夺的独断行为及其奢侈糜烂、荒淫无耻的生活进行抨击，而殊少深涉到对皇帝制度的历史本质与内涵的剖析。1948年，王亚南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该书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皇帝制度下的官僚形态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与阐发。然而可惜的是，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好书”，却很快地“被束之高阁，几乎为人遗忘达三十余年之久”（《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81年再版序言）。八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尝试从文化的角度、并结合改革开放的现实，对包括皇帝制度在内的古代政治进行反思，发表了一些论著。《皇帝》既秉承《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那种理性的批判精神，又融入文化反思的意识，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第三，中国历史的进程，大致可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两段：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在与西方世界相分离的状态下发展的，表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进程；此后，中国在来自西方世界的外力作用下，逸出了原先的轨道，艰难地向着一个新的方向迈进。皇帝制度的消亡，并不是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外力的影响下、或者说是借助外力打破传统的结果。所以，研究作为传统政治制度核心的皇帝制度，对于探讨和发现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并由此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道路的个性，具有很大的意义。《皇帝》的作者说得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并非是一堆腐朽的垃圾，仅以批判两字所能了结。它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与消极同在”。在我看来，这话既意味着皇帝制度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创造，适应了中国社会的种种需要，同时也提醒人们，对于留有皇帝制度很深烙印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必须持一种辩证的看法。这也就是说，此类研究，有助于我们今人继往开来、在传统中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一部迟出的书，让人期待已久的书。
    　　　　二
    秦王朝开创的帝国及其皇帝制度，大致可视为三代和春秋战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局。其间的发展脉络是：从夏、商的方国联合体，到西周统一而松散、主权逐层分化的王国，再到战国中晚期分散而各自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最终再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秦帝国。皇帝制度并不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某人凭空想出来的。战国时代“以邻为壑”、“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的事实，以及“乱莫大于无天子”、“天下定于一”的呼声，说明在周秦之际国家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各自为政的独立国家并不能成为历史选择的最终结果。秦以后，皇帝制度不断为后世承袭、完善和发展，成为一种几乎毋庸置疑的、不二的选择。这一切，只能以皇帝制度的出现和存在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加以解释。那么“合理性”究竟何在？这，大概是研究中国皇帝制度首先应予解答的问题。
    《皇帝》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正确地指出皇帝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大量分散的小农经济。作为该书序言的《封建政体的核心——帝王制度》（木水吉撰）一文，又从国家制度与家族制度的相关性入手进行分析，认为国家与分散在各个地区的许多聚族而居的家族是并存的，两者相辅相成。“国家生活只是家族生活的扩大，帝王称君父，文武官僚称臣子，百姓称子民，与家庭内部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尊卑程序，纽结在一起了。”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带出一个及其恶劣的后果，即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姓一族的私产。进而，作者又十分睿智地指出，只有当商品经济从根本上瓦解自然经济，冲垮并消除古代家族宗法制度的影响时，才能彻底铲除中国皇帝制度的根子。
    “家国同构”说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理论阐释模式。它有相当的说服力，可是要注意，其适用性又是有限的。比如，对于解释皇帝制度和封建帝国如何产生，就不能完全套用这一理论。皇帝制度初创于秦，然而秦朝恰恰是中国历史上宗法血缘关系较为薄弱的一个年代。从历史传统看，秦国地处西陲，较少受到中原宗法制度、宗法关系的影响（这一点又正是秦国之所以能够走向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当时的现实看，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宗族制度、宗法制度的瓦解，独立的个体小家庭已成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家庭形态。新兴的封建国家主要建立在普遍存在的个体小家庭之上，后者为前者提供赋税和兵役、徭役。因此，皇帝制度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家族宗法制度的产物；其产生的最直接的动力，应从统治方式亦即帝王的权力及运用方式的改变，和这种改变如何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加以寻找，就像《皇帝》第543—544页所分析的那样。
    《皇帝》的作者凭藉深厚的史学功力，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揭示了皇帝制度的本质和历史内蕴，视野恢宏，精彩纷呈，为今人认识皇帝制度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构筑了一个新的起点。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点上，《皇帝》缺乏专门的讨论；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未予深入的展开。私心以为，如果在理论的阐述上再加大一些力度和比重，《皇帝》就会多一份学术探索的厚重感。
    《皇帝》一书分五章，从礼仪制度、君相关系、后宫制度和外戚宦官以及皇位继承等方面，探讨了皇帝制度的起源、演变、发展与消亡。作者搜集材料之宏富，叙述、归纳之严密、有条理，令人赞叹。一卷在握，犹如当年王子敬漫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比如，将中国古代皇帝分为开创型、守成型、鼎革型、亡国型、腐朽型等几种类型，举出代表性人物，概括其特征，持论允妥，间出新意；对君臣会面、决策的方式作了梳理，着力探讨了朝会、朝参、朝议三种形式，脉络清楚，把握得当；在较少有人涉足的后宫制度方面，探幽索微，多有创获。
    在激赏《皇帝》所呈示的诸般“胜景”时，也看到些许美中不足。一是似乎缺漏了某些比较重要的内容，如皇帝制度中牵涉到皇帝与士大夫关系的一些问题（这能反映中国古代“政统”与“道统”之间的关系），皇帝如何控制军权，等等。二是个别史实上的出入，如第136 页讲秦始皇三十五年建阿房宫，“自此以后，秦代的一切重大的国事决定，如议帝号立郡县，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以及焚书……都是在此……颁布的”，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不符。当然这只是白璧微瑕，提出来供两位先生修订再版该书时参考。
    　　　　三
    《皇帝》将历代皇帝的共同之处总括为三：一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握有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二是终身制，三是世袭制；并以为就是这三条，把皇帝们推到了矛盾的顶端，同时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悲剧。诚哉斯言。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对皇帝制度的弊端最感痛恨的，大概还是这三点。
    皇帝制度及作为其基础的宗法小农文化，没有也不可能将中国引向近代的工业文明。中国的有识之士真正清醒地认识到皇帝制度的弊端、进而试图重新选择一种新的政体，是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西方文化，并对它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以后的事情。所以说，清王朝覆亡后建立起的新的政体，并不是中国古代历史自然延伸的产物，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不仅如此，皇帝制度的崩解，虽有近代中国一系列的变化作为其基础，却毕竟不是由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变迁自然引出的结果；它主要导因于当时受古今中外各种因素的刺激而被激化、却又无法再加以克服的社会矛盾。这就是《皇帝》为什么要强调彻底铲除皇帝制度的根子，“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不能达到的。”
    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借助了西方文化这个参照系才得以昭示的。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于，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只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自己走出来，即它并不完全受一个既定的主要来自理念上的方向所规约。于是在理念、制度和社会现实这三者之间，往往构成种种紧张的关系；它们能否在互相推引中比较协调地发展，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这其中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地、合理地对待古老的政治文化传统的问题。传统是一把双刃剑，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古老的政治文化传统，或恶性膨胀，施虐、为害，或能在新旧制度的转变中，起一种衔接和转化的积极作用。所以，如何一方面科学地、批判性地审视传统政治文化，消除和遏制其在现实中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同时另一方面又合理地利用其中的某些资源，从而使我们一步步地迈向更为健全的民主与法制，平稳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逐步走向成功，就是一个值得思索的大问题。《皇帝》虽然没有正面涉及于此（学有专攻，故没必要），但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皇帝制度发生、发展、演变和消亡过程的探索，却可以使人悟出许多道理，增加我们把握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关系的智慧。这也就是今人研究、检视古代皇帝制度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作者：沈振辉，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杨志刚，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谢宝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