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十年前的苏东巨变，应当说也是一场社会变革，然而却没有以往社会变革的激烈社会对抗，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甚至是暴力冲突、战争。与以往许多社会变革比，这一次要平静得多，似乎没有多少人激动、抗争，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西方人形容这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

    苏东巨变引起了人们无数的思索与争论，然而最发人深思的当数苏东巨变的历史原因以及这种巨变的貌似平静的方式。一句话：为什么是“天鹅绒革命”？

    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我的思绪，夸张点说，简直就是魂牵梦绕。在苏东巨变十周年之际，整理一番十年来的观察与思考，概括起来说，我认为“天鹅绒革命”有三大原因。

    社会主义版的“经理革命”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原苏联政治权力体系的最上层发动并推进了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改革。苏联的改革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中间遇到了来自党内和政府内部的不少阻力，其间也有一些人，包括曾是苏共党内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把手利加乔夫等人的反对。但是，所有的不同意见，所有的反对力量都未能阻止住苏联的崩溃。甚至，如叶利钦在他自己的自传中所说：所有的反对者都是搬起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所有的反对都导致了叶利钦的进一步的胜利。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被越反越强，说明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改革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问题在于：在原苏联和东欧的那种看似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的体制里，似乎一切都是高层权力运作决定的，人们很难看到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所本应具备的社会阶级基础的作用。然而，实际上苏东的演变是具有社会基础的，只不过这个基础、这个新的阶级，是很难用传统的一些分析方法即可直接地加以认识和说明的。

    毛泽东在论述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时，有句名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句话曾引起广泛争论，包括在语言的形式逻辑上也曾遭到质疑。但如果把这句稍加点化，变成“资产阶级就在体制内”，以此来形容苏东巨变的社会基础却是相当恰当的。

    在长期的具有垄断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后来进行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中，厂长经理等经营者逐步异化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的特殊阶层。这是苏东演变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基本原因。

    匈牙利著名改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1989年后坦言：在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经理们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力量，并且懂得应当怎样维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

    经营者阶层的异化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分权模式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从理论上对改革实践进行了概括与阐释，并成为指导改革的重要经济理论之一。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首先提出了分权理论。布鲁斯认为选择分权模式的目的是赋予国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特征” ，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符合社会所有制的两个基本标准：第一，对所有制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第二，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分权模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 —— 集权模式的区别在于：集权模式在中央和企业两级均采用集中决策方式，只是在个人消费决策上采取分散方式，而分权模式将“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分散化，即由企业主要依据市场机制自主决策。由中央和企业分别掌握宏观经济决策权和企业微观经济决策权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是分权模式。

    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首先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首先表现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早在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就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并加以阐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伴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乃是20世纪中头一个重要变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营权膨胀及经营者侵占所有者权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日本的“经理革命”。所谓“经理革命”，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经理阶层凭借其经营者地位，逐渐以职能资本家的身份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家阶级日益分为所有者（投资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两大阶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人格化表现。在日本，作为职能资本家的经理阶层，经过长期的经营，打破了自明治维新以后家族资本垄断日本经济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家族资本集团与个别资本家的新资产者阶层。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