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传媒与大众语言的关系入手，论述了传媒改写中心语言、消弥语言层级、结构多语言中心等逆势作用；同时分析了大众语言返中心倾向的一般轨迹：本义→引申义→扩展义→文化代码；并针对语言学研究对大众语言存在的偏见，认为在大众语言的研究中应着力处理好主动与被动、活语言与死语言、宽容与规范三个关系。

关键词：大众语言、返中心、传媒、逆势作用

Popular Language’s Tendency  of  Returning  to  Center

——media’s  counter  affect  on  language

 Zhang  ChunLin

Abstract ：According to relations between media and popular language , the paper discussed media’s counter affect on language , which are rewriting center language, melting language’s level , framing diversified center of language and so forth ; In the meantime , it  analyzed popular language’s tendency  of  returning  to  center , i.e. , original meaning →extended meaning →enlarged meaning→culture code ;In the light of linguistics’prejudice about  popular language, moreover, it  put forward how to deal with  three relations in the research of popular language, relations of which are between  initiative studying and passive studying ,living language and dead language, tolerance and normalization.

Keywords：popular language, returning  to center , media , counter  affect

可以说，在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中，对大众语言是存在明显偏见的。一方面，目前的语言学研究对大众语言不够重视，就是有限的一些大众语言研究成果，也大多从中心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对大众语言规训的角度来研究，而较少从大众语言自身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另一方面，一些语言学者习惯性地认为大众语言对中心语言进行了误用和歪曲，因而对其采取贬斥的态度。然而，随着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传媒对语言学的意义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顺势推广中心语言的同时，也逆势地把大众语言从背景推向前台。大众语言存在强烈的返中心倾向，语言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已成必然。

传媒逆势作用的主要形式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对大众语言作一个概念的厘定。我们所说的大众语言（popular language）又可谓之流行语言，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群众语言(mass language)，也不同于民族语言(nation language)和方言(dialect)。虽然大众语言和群众语言都具有群众基础的广泛性，但前者侧重于语言本身的流行性和时新性，后者则侧重语言本身的通俗性和稳定性。民族语言强调民族特性，方言偏重地方色彩，与群众语言相比，它们更有历史和文化的厚度；与大众语言相比，它们又不利于广泛传播。但是，群众语言、民族语言和方言都可能为大众语言提供丰富的素材。简而言之，大众语言就是一定时期在较大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时新语言。

大众语言的广泛流行离不开传媒，那么传媒又是迫于什么原因成为大众语言的载体呢？我认为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国家的政策依据。我国近年来在主张推广应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同时，就十分尊重民族语言、方言和群众语言。我国的传媒事业是社会主义的传媒事业，理应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面担当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语言文字法》）第十四条也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同时第十六条又指出四种情形可以使用方言，特别是其中“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这一款，[1]给了传媒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一来，传媒就可以在国家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把非通用语言中的广泛素材进行传播，并提升为大众语言。其二是传媒自身利益的需要。传媒要吸引受众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不断追新、求新，当然关注流行性的大众语言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就报纸这种传媒来说，目前国内广告客户的市场取向已经由全国性、跨区域性的报纸向区域性和地方性报纸转化，这就使得报纸要把服务重心放在本地读者上。因此，报纸在把方言提升为大众语言上势头更强劲。

要把一种本来是处于边缘的语言通过传播提升为大众语言，从而进入国家通用语言（中心语言）的阵地，这就是传媒对语言的逆势作用。就当前而言，传媒对语言的逆势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改写中心语言。严格来说，大众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所拥有的语言不过是对中心语言的改写而已，并以此确认自己的范式，而这种改写和范式的确认又是通过传媒来最终实现的。大众的语言范式就是经济实用，而为了迎合大众的语言范式，传媒在很多时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改写中心语言的角色。比如治疗哮喘病药物的广告，就把成语“刻不容缓”改为“咳不容缓”，一字之改达到了广告商的目的，又体现了对广大消费者的一种关怀。体育新闻中用“三甲”指体育比赛的前三名，就基本上改写了原义。“三甲”本来是古时科举的排名，宋史选举志一：“（太平兴国）八年，进士诸科，始试律义，……进士始分三甲。”其中一甲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二甲第一名叫传胪……[2](P27)可见，三甲的原义并非指前三名。传媒对中心语言的这种改写不仅表现在语形和语义上，而且表现在语音和语法上，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当然，许多语言学者把这种改写看成是对语言的扭曲和误用，我认为，只要在不妨碍甚至是有利于交际的情况下，适当的改写是必要的。再说，语言也是不断发展的，旧的语言没有生命力就得抛弃，比如“呆板”中的“呆”以前音“ai”调二声，在旧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注：义同“呆（音 dai调一声）”，专用于“呆板”。同一意义的字用两个拼音来注，既不经济又不实用。所以，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把两者归在一起，同音“dai”调一声，只在“呆板”后注明旧读“ai”（调二声）。[3]不过，传媒对语言的改写也有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地方，这也有待我们的语言学研究者来监督和修正。

二是打破语言的层级。语言是分为不同层级的，最明显的就是大众语言与中心语言之间的层级，可是传媒在不断消弥这种差异。如伊妹儿、美眉、酷、帅、靓、蹦迪等语言，最初都是年轻人中的流行词汇，经过传媒广泛的反复的传播，不但突破了年龄界限，而且还出现在一些严肃的出版物中。传媒在这里对语言层级的消弥，是通过缩小大众语言的执掌者——大众和中心语言的执掌者——精英之间的心理间距和文化间距来实现的。在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看来，这种语言的层级间距的缩小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精英与非精英共同消费形形色色广泛传播的流行文化，降低了他们介入高雅文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人口教育程度总体上升增加了对某些高雅文化的需求”。[4](P158)不过，这两个方面都还是以传媒为依托的。事实上，大众语言与中心语言之间的关系，正逐渐由一种层级关系变为一种交融关系，两者之间的公共领域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三是结构多语言中心。大众语言要在短时间内进入中心语言的阵地是很难的，它的一个巧妙的做法就是自己结构一个中心与中心语言抢夺受众，从而赢得一种仿中心的地位。而这种结构中心的功能，往往是由传媒来完成的。川剧一直在全国有较好的口碑，最近几年的川渝方言电视剧在西南地区、湖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颇受观众的欢迎，电视传媒无形之中就结构了一个川渝方言的受众中心；而且，渝方言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入主“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川剧《金子》的女演员沈铁梅两度获“梅花奖”，直接冲入了中心语言的话语体系。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传媒事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结构中心的势头越来越猛，一种以方言为基础的大众语言多中心态势日益凸显。

大众语言返中心的运行轨迹

我们姑且不谈论把大众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界定为边缘与中心的关系是否恰当，但大众语言一直是滋养国家通用语言的一片沃壤，而且大众语言理应得到语言学研究的中心关注，这是毫无疑问的。与其说大众语言在与作为中心语言的国家通用语言争夺阵地，倒不如说大众语言正在回到它应该拥有的那份中心地位，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大众语言有一种返中心的倾向。

这里的返中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心化，也不同于有人主张的那种取中心；中心化强调中心语言对大众语言的规训和同化，而返中心则是指大众语言争取中心地位的自觉的、主动的过程；取中心是指替代中心，显然大众语言不可能有这个威力（除非国家对中心语言重新确认），返中心是以承认中心语言主导地位为前提的。那么，大众语言的返中心倾向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我们可以从川渝地区“雄起”和“棒棒”这两个词语的考察中窥见一斑。

雄起一词的本义是指男性生殖器的勃起，可以看作是男性生命力的本体象征。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当时重庆还是四川省辖市，重庆也没有自己的甲A足球队，重庆球迷经常跑到成都为四川全兴足球队加油；据说，当时重庆球迷在一次比赛中高呼：“全兴队，雄起！”，并且还打出了横幅；这一呼声引起了在场球迷的共鸣，于是“雄起”之声随着全兴足球队的身影传遍大江南北：不仅关于全兴足球队比赛的电视转播中“雄起”之声不绝于耳，就是川渝两地报纸的体育新闻中也是不厌其烦地使用。

在外地球迷看来，全兴队球迷高呼的“雄起”，不过就是别人早已用惯了的“加油”口号的变种或者方言化而已。可全兴足球队的球迷们觉得这个“雄起”更能言说他们的心声，虽然他们自己也叫过长时间的“加油”，但“雄起”比“加油”更过瘾。尽管远远超出本义的“雄起”与“加油”一样，都有为自己支持的足球队鼓劲的意思，但从文化的意义来看，这两个词语有本质的区别：“加油”过多强调的是借助外在力量，而“雄起”则更关注靠自身力量来实现本体的超越。或许，这就是“雄起”被提升为大众语言并在全国广为流行的原因吧。

如今，“雄起”一词在国内传媒中被广泛运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用本义的有，如《男人雄起应多练4个部位》（ 见2001年7月29日千龙新闻网）。用在体育方面的更多，21世纪体育网还专门开辟了“雄起论坛”；有用来叙述国外体育的，如《两年来首次独占意甲鳌头 意媒体惊呼国际米兰雄起》（见2001年10月1日新浪体育）；甚至有用来指女子体育比赛的，如《女篮“雄起”有秘方 主帅宫鲁鸣三把刀：狠、滑、深》（见2001年10月16日青年体育）。而且，传媒还用这一词语来报道经济新闻等，如《电信称霸网通雄起 IDC“民营五强”夹缝中求生》（见2001年10月25日南方网-21世纪经济报道），《两市股指维持小幅反弹 ST板块雄起！》（见 2001年10月29日和讯网 ）。更有甚者，是用“雄起”来作企业名称，如四川广安雄起酒业（集团）公司、浙江永康雄起工贸有限公司、温州雄起礼品有限公司等。在各大门户网站，“雄起”更是一个热门的搜索词语。实际上，“雄起”已经从语言符号衍化为一种文化代码，它是“自力自强”的代名词。

我们又来看“棒棒”这一词语，它原本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重庆城区做搬运业务农民的工具——竹棒或木棒，重庆人习惯直接把这些农民叫棒棒，重庆电视台还拍了一部专门反映他们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山城棒棒军》。随着这部电视剧的相继播出，并在全国一炮打响，“棒棒”这一词语也成了重庆传媒的流行词汇。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以“棒棒”命名的“棒棒餐馆”、“棒棒旅店”、“棒棒小吃店”并不鲜见，有人还组建了一家“棒棒军搬家公司”，不仅在工商局注了册，而且还把分店开得满城都是。“棒棒”在重庆已经成了人们对“经济实惠”的注解。后来，这一文化意象也扩展到了全国，据了解，国内有一个专业网站叫赚钱棒棒手，成都有成都棒棒娃实业公司，北京也有棒棒家常菜火锅烤鸭店等。

在对“雄起”和“棒棒”两个大众语言词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大众语言在传媒的助推下，其返中心的运行轨迹一般是：本义→引申义→扩展义→文化代码；可以说，也正是大众语言实现了从语言符号到文化代码的飞跃，消融了其易逝性的致命硬伤，才最终达到了返中心的鹄的。在今后的中心语言学关注中，如果不提及“雄起”、“棒棒”等广泛流行的大众语言，至少是一种遗憾。

语言学研究的必然要求

在传媒的强势推动下，大众语言的返中心势头越来越强劲，如果语言学疏于对其研究，不仅不利于中心语言和大众语言的发展，而且对语言学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损失。不过，语言学对大众语言的研究中，笔者认为还应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坦率地说，我们过去关于大众语言的研究是比较被动的，往往是在发现大众语言有些逾越中心语言规范的时候，才去关注大众语言；而且这种关注一般是从外在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而缺乏从大众语言自身发展的内在角度来研究大众语言。即使是大众语言对中心语言进行了误用和歪曲的事实成立，那么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存在的文化逻辑又在哪里，如何才能有效地引导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也是很有意思吗？更何况大众语言也还有许多优良的成份，中心语言完全有必要主动吸纳其丰富的营养；具体到如何吸收，也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呀！

其次是活语言与死语言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把语言的层级界定得那么严肃，完全可以代之以活语言与死语言的法则来解决中心语言与大众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语言的生命力在于交际在于使用，一旦某些语言成份失去了现实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就是死的语言，就得被遗忘和淘汰，任何抱残守缺的作法都是不明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众语言对“三甲”之类的中心语言的改写，不仅是对中心语言的补充与发展，而且是赋予其生命力的重要途径。我们的语言学就应该研究人们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鲜活的语言，而不是简单地用古人的僵死的规矩来匡正今人的语言行为。笔者个人认为，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对正在发生的活语言的研究是苍白的。

再次是宽容与规范的关系。由于我们对大众语言太苛刻，不利于大众语言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宽容；鉴于大众语言中的确存在某些消极因素，因此也十分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张德鑫先生，在谈到如何对待新生词问题时主张，就应提倡“宁滥毋缺”，以免遗珠。同时，他又认为“规范的作用就是顺应其发展，给以科学的促进，而不是限制。” [5]笔者以为，张先生这种宽容与规范的见解一样适用于大众语言。我们对大众语言首先需要的是宽容，其次才是规范。只要在不违背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不宜对大众语言限制得太多过死。规范是个大框框，只可对其方向性的把握。再说，传媒对大众语言的提升，也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选择过程，并不是说大众语言就原生态地进入中心语言的阵地。那种以为大众语言会危害中心语言的担心，实在是没有必要。何况，中心语言还掌握着大众语言的准入权呢！

总之，大众语言与中心语言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边缘与中心的关系、次要与主要的关系，中心语言的推广和大众语言的返中心都不应该是单向的，而应是双向互动的；作为中介机构的传媒既应该对大众语言有必要的过滤功能，又要对中心语言有充分的活化作用，真正能够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Z]，2000年第四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2]辞源: 第二册[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美]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张德鑫.“水至清则无鱼”——我的新生词语规范观[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