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949年前的20世纪前期民间文艺学史上，不仅存在着流派，而且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这些在理论、观念、方法上不同的流派，形成学科的多元格局。这些流派是：北大歌谣研究会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派、俗文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延安学派和民俗学派。它们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依存和发展的条件，分别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理论纲领和代表作。流派的存在和多元格局既促进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本土化发展，又显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边缘性、跨学科性和不成熟性。 [关键词]民俗学派 人类学派 型式 歌谣研究会 民俗学会 孟姜女故事
在回顾和梳理已经逝去的20世纪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流派或学派？如存在着和存在过流派或学派的话，都是些什么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谁、代表作和主要观点是什么？什么时候形成的，后来的发展状况怎样？等等。
在流派（或学派）问题上，笔者是多元论者。除了如今在文章里和会议上常说的“民俗学派”[1] 而外，至少还出现过歌谣研究会和以沈雁冰、鲁迅、周作人、胡适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闻一多、马学良为代表的“民族学派”；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以何其芳、周文、吕骥、柯仲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以钟敬文、顾颉刚、江绍原为代表的民俗学派等流派。
判断一个流派的形成和存在，笔者以为要从四个方面去考察：一，流派是历史性产物，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存在，如果这种社会条件不存在了，与其相适应的流派也就消亡了；二，流派必须有一个基本队伍；三，必须有自己的纲领；四，必须有其代表作。
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出现的流派或学派，大都是发育并不成熟、也不完善的。而且即使有流派或学派的存在，也会有些有成就的学者并不属于任何流派。还有的学者，先是属于这一派，后又成为另一派，各流派或学派之间，也并不是水火的关系，它们之间往往是既有差别，又有交叉和融汇。
本文所论民俗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至今仍然活跃于学坛上的流派（学派）。
20世纪的最后一年钟敬文著文说：“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俗学开始于北大近世歌谣征集处的活动。几十年来，经过风风雨雨，到去年为止，它已走过了80年的历程。”[2] “虽然经过百年来的曲折发展，中国民俗学已经正在接近世界的民俗学，但从主要点来说，我们是否需要升上一面旗帜，说我们的民俗学就是中国学派？”他认为，在中国民俗学经历了80年的曲折历程后，一个由顾颉刚（主要是孟姜女故事研究）、曾用弗雷泽的理论研究中国民俗的江绍原和受过英国人类学派、法国社会学派和日本民俗学影响的钟敬文等人为代表的民俗学派，到20世纪末已经摆脱了描红模子的阶段，进入了成熟期。[3]《钟敬文教授〈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研讨会发言纪要》所载金开诚发言说：“中国民俗学派，实际上已经存在了，现在升上这面旗帜，意义重大。它是宣言书，向世界宣告：中国民俗学学派建立了！它向国内宣告，‘学派’二字，在中断了半个世纪之后，又在学术界提倡起来了！”[4]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发表了一个文件：《民俗学会一年来的经过》，其中写道：“本会的由来，始于十六年八月语言历史研究所之成立，其时傅斯年教授兼任本所主任，适旧日国立北京大学之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会员联翩至粤，如顾颉刚先生，董作宾先生，陈锡襄先生，容肇祖先生，钟敬文先生等，皆旧日热心于风俗调查，而卓有成绩者；此外则教育系教授而同情于民俗调查者，有庄泽宣先生及崔载阳先生。当时本研究民俗的精神及志愿，虽未成立为学会，而《民间文艺》周刊创刊号，乃于是年十一月一日出现。当日主持这刊的编辑事务，为董作宾，钟敬文两先生。不及一月，董作宾先生以母病乡旋，遂由钟敬文先生独任编辑之责。到十七年三月，《民间文艺》已出满十二期，以《民间文艺》名称狭小，因扩充范围，改名为《民俗》，当时同情于《民俗》的编辑的，有法科主任何思敬先生，亦愿负责帮忙。以后，因民俗的调查及研究的关系，不能不需要训练一些人材，于是年四月民俗学传习班开始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亦以民俗事务日渐发展，即开始设立‘民俗学会’由顾颉刚先生主持之。……”[5]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断断续续前后出版了《民间文艺》周刊（1927年11月8日～1928年1月10日，共出12期）和《民俗》周刊（1928年3月21日～1933年6月13日，共出123期）以及后期的《民俗》季刊（1936年9月15日～1943年12月？日，共出2卷8期）。出版了民俗丛书34种。[6]
回顾北大风俗调查会时代，空有愿望而行动不多，未成气候，仅发布简章、调查表、开开会而已。[7] 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之把《民间文艺》改为《民俗》，同时设立民俗学会，其直接原因，固然是嫌名称太狭窄，也还有一个研究人员的成分、学术立场和观点的问题，恐怕是更不容忽视的。即使研究民俗中的民间文艺者，也有个用什么立场、观点的问题。况且，北大时期歌谣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大都是来自文学、也有语言方面的，而中大时期参加进来的人员，已远非北大时期可比了。《民俗》周刊自创刊号起，与原来的《民间文艺》周刊相比，其面貌迥然有别。顾颉刚执笔写的《〈民俗〉发刊辞》开宗明义说：“本刊原名《民间文艺》，因放宽范围，收及宗教风俗材料，嫌原名不称，故易名《民俗》而重为发刊辞。……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间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8] 没有就研究方法着笔，而仅强调了研究的对象，一则民间艺术，一则民间信仰，一则民众习惯。也许是把民间文学包括在民间艺术里，也有可能是把民间文学包括在民间信仰里，总之，民间文学从此不再是单列项目了。
刚刚过了半年，钟敬文便于1928年9月在他编辑的《民俗》上公开表达了对顾颉刚这篇宣言式的文章的疑义：“各人对于这个学问的意见，颇有未能尽同之处，这也是我们所觉得缺憾的。譬如，我们第一期所披露的《发刊辞》，便很可作这个的证见。这个发刊辞，是顾颉刚先生的手笔，顾先生是一位史学家，他看什么东西，有时都带着历史的意味。他那惊人的《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据他在《古史辨》序的供词，便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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